前言：
翻开厚重的贵州交通史卷，在镌刻于群峰的足迹与沉淀于岁月的星辉之间，总有一群身影屹立如山：他们曾在“两路”天堑上浇筑理想，于“册三”险隘中拓印信念；在黔山云端架起彩虹，让千沟万壑化作通衢大道。他们当中，有以钢钎凿穿风雪，将青春嵌入悬崖绝壁的筑路人；有以精准驯服群山，用数据编织纵横经纬的测量员；有以法规织就秩序，让车水马龙皆成平安诗行的执法者；有以铁镐抚平道路，将裂痕熨作大地平章的护路员；有以仁心丈量生命，于疾苦中唤醒生命的医护者；有以粉笔耕耘希望，用匠心雕琢交通未来的教育家······当我们回望历史，看见的不仅是跋山涉水的壮举，更是一曲穿越时空的精神长歌。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受表彰代表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心用情推动全系统离退休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撷取这些银发如雪、丹心似火的经典故事，致敬永不褪色的峥嵘岁月，点燃薪火相传的炽热光芒，在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官网开设“银龄先锋”专栏，深入挖掘离退休老同志队伍中的先进事迹，使那些掩埋于岁月长河里烈日下的鏖战、绝壁上的丈量、风雪中的守护、无影灯下的抗争、讲台上的孕育一一呈现，让耄耋之年的光芒，照亮万里通途；让永不褪色的初心，见证坚守的重量。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离退休工作处
怀揣初心永不变
——记川藏公路参建者、贵州安顺老公路人许必隆
当提起老公路人许必隆，在安顺公路管理局工作的女儿许磊还会习惯性地往家中书架上那块乒乓球拍望去——那是父亲留给自己的遗物，拍柄上还留着他常年握拍磨出的凹痕。如今父亲已经去世，可子女们仍能清晰讲述许多关于他的往事。
“自从离开学校进藏修路的那一天起，我父亲就把道路桥梁专业作为他的终身事业。3年半的进藏修路生涯锻炼了他，先后参与川藏公路、贵州册山公路建设……公路养护、高速公路建设监理、咨询工作，这一干就是58年。”许必隆生前常常给儿女们讲述上世纪那段修路架桥的激情岁月，并且频繁地用到“路”和“桥”这两个字眼——老人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工作，也是自己一辈子的初心。许磊回忆父亲常常讲“作为一名老公路人，这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初心。”
报效祖国献理想
许必隆是安顺公路管理局退休干部，中共党员，退休前曾担任副总段长兼总工程师。1933年4月，许必隆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53年冬天从杭州土木工程学校道路桥梁专业毕业。1954年初春，作为新中国的热血青年，他服从组织分配，告别了风光旖旎的西子湖畔，怀揣“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愿望，响应国家支援西藏建设的号召，跋山涉水来到“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加入了川藏公路建设大军。那一年，他21岁。
1955年许必隆在布达拉宫前
“记得我们学校分配到西藏参加川藏公路建设的同学一共有15人，由于当时我是毕业班班长，便由我带队先后乘火车、轮船、汽车，经武汉、重庆、成都、昌都，从东到西一路进藏。”他带领同学们先到重庆西南交通部报到，在重庆停留两天后，乘坐客货混装的解放牌卡车一路颠簸来到川藏公路的起点——成都。后经雅安、巴塘进入藏区、最后驻扎在林芝。
“在西南交通部报到的那两天，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和体检。当时的部长还给咱们每人发了以他名义编写的《西南交通若干问题》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两本书，激励我们年轻人进藏援建公路的斗志。”许必隆回忆当时的心态：“其实我有思想准备，高原缺氧、土匪猖獗、工具落后，知道工作困难会很大。但是没关系，哪怕条件再艰苦，我们也要把公路修到西藏去！”
鏖战高原强信心
刚进藏时许必隆还是实习生，在西南交通部第二工程局施工支队施工科，做川藏公路竣工资料，绘制竣工图。支队下属5个工区，每个工区下面又有工程队，他负责第四工区的安全管理、工程计价审核等工作。川藏公路部分路段建好后，由于受高寒地质灾害影响，经常有坍方、雪崩等情况发生。当时修建川藏公路的人员比较少，技术力量更是薄弱。科班出身的许必隆由于熟悉公路测量、改线设计、放样等技术性工作，一到那里就进入角色，很快便能独当一面，到离开西藏时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了。
许必隆（左二）在施工支队施工科时合照
西藏自治区人口稀少，修建公路招工非常困难，因此工人基本上是内地去的汉族人，这给施工队的后勤保障带来不小压力。粮食都是靠人背马驮，在粮食供应上常出现问题，粮食供应不上时只能吃稀粥，有时甚至连稀粥都没有，只能挨饿工作。
“我工作的地方叫索奥卡，属高寒冰川地段，雪崩时成块的冰川夹杂着石块滚下来堆积在公路上，有的石头比房子还要大。”许必隆回忆起筑路中遇到这些困难，它们在当时筑路过程中犹如压在筑路人心中的拦路大石，既阻断了后勤供应，又严重拖延了施工进度，让他们如鲠在喉，夜不能寐。
除此之外，在修路过程中还不时遇到地震，震级虽不大，但也是险象环生。队员们晚上睡觉都是打地铺，通常选在背风的山脚下。因为有积雪，地上很潮湿，大家就铺上石子，盖上树枝，再铺上棉被睡觉。“有一次发生地震，山上石头滚落下来，其中一块石头就砸在我旁边的地铺上，幸亏当时我还未躺下，真是命大。”说起这段许必隆至今仍心有余悸。
1955年初，川藏公路通车后，许必隆又参与修建了拉萨市区的道路、建大礼堂、农场等不少拉萨的市政建设工程。“记得当时布达拉宫前面全是荒草地，乱糟糟的，根本就没有路。我们将驻地搬到位于拉萨西郊的罗布林卡，当地没有蔬菜吃，这对人的健康影响很大，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搞农场种蔬菜，轮流参加地里的劳动。我是从大城市来的学生，哪会干农活啊。同事们都笑话我不会挑水，不会浇地。我不服气，就经常下地干活，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不经意间还练就了一副好身板，这对我现在身体健康还是很有帮助的。”
就这样，许必隆与他的同事们克难攻坚鏖战雪域高原，一公里一公里地向前挺进，硬是把公路修到了拉萨。
怀念战友树坚心
1955年，川藏公路正式通车。千百年来人们闻入藏而色变的旧观念终于被打破，但其间的艰苦有多少后人明白呢？零下三十度的气温，起床时头发被冻结在地上，一碗饭吃到一半已是冰渣。10万筑路大军，3000多公里路，3000多名烈士，平均每一公里倒下一位血肉之躯。
许必隆说：“其实困难、危险都不算什么，最怕身边不断有同事离我们而去。”
施工队进藏之后，就死了3个同志，有的是在施工时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的，有的是不幸患高原反应病死的。施工队先期赶往新施工路段布置工地，到林芝前，需要翻过一座座像蔗多山、高尔寺山、海子山等4千米以上的高山。期间牺牲了不少同志，谁曾想在这美丽的高山顶上，埋葬着一位位筑路英魂。
施工队里有一位患高原反应死亡的同志名叫恽瑞南，平时生龙活虎的他在翻这座山时出现精神不振、头晕气短，到驻地后吃了两天感冒药也不见好，连夜送到山脚下的卫生队医治。经医生诊断是严重的高原反应，已发展成为高原肺水肿，双肺充满气泡，当晚都没能挨过天亮。许磊回忆每当父亲讲起这个故事时，他总是满怀伤感：“其实恽瑞南平时爱好运动，打篮球被大家称为‘功勋运动员’，本来身体就很好，但不知怎么的终究没能挺过去。” 安葬完逝去的同事，施工队又朝着拉萨方向继续筑路前进。就是这样的团队、这样的筑路先锋，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生命禁区”的雪域高原创造了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怎能不让我们都肃然起敬。
“回到内地后许多人到了别的系统工作，如今都不在了，贵州省交通系统的同学们也只有我父亲是最后一位去世的。”许磊的话语中让人读出了怀念的味道。
扎根贵州守初心
1957年8月，工程局奉命成建制撤出西藏返回内地，许必隆随队来到四川省大邑县参加了为期数月的整风学习运动。1958年初转战到贵州省西南一隅的少数民族地区，投入到册(亨)三(江)公路建设，担任贵州第一工程局第一工程处技术员。1961年9月就地下放安顺公路总段工作；1964年2月至1974年12月,调至贵州省交通勘察设计院工作，任大型桥梁勘察设计队技术队长；1975年1月至1995年3月,调回安顺公路总段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总段长。1995年4月在安顺总段退休。
退休后，许必隆本来可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可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他怀揣着对公路事业的那份初心，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发挥余热。1996年他受省交通厅邀请，参与交通部组织的《公路施工手册》桥涵分册的编撰、审稿、校核工作；1997年受省交通厅推荐，受聘为贵州科达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这一干又是15年。
“父亲扑在公路上干了一辈子，经历了川藏公路、贵州册三公路、浙贵铁路的修建，从事过公路养护、公路勘察设计等工作，他对公路事业的情怀和担当也深深的感染着我。”许磊饱含深情地说道：“他平时喜欢打乒乓球，就是想多运动，保持一个好身体，多做做公路这方面的事情，多看看交通的发展变化。”
58年的工作历程，源于许必隆的辛勤付出。由于成绩突出，他多次受到上级表彰：1982年荣获贵州省交通系统“五好标兵”；1983年荣获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贵州省先进生产（工作）者”；1986年荣获贵州省公路局“优秀共产党员”；1987年荣获贵州省交通系统“两个文明建设标兵”；1991年被评为“安顺地区优秀领导干部”；2019年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称号。
58年的工作历程，许必隆栉风沐雨在祖国西南边陲从事公路事业超过半个世纪，见证了中国公路发展的沧桑巨变。从青涩到白发，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诠释着老公路人敬业精神的薪火相传，更以一生践行着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初心。